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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确定篆书

说到篆书，还要追溯的秦始皇时期~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

同年，在李斯的建议下，秦始皇发布政令，在全国「书同文字」。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均采用新改定的小篆书体，以此颁布天下。李斯小篆既是秦代官方文字，又是后世篆书艺术之祖，在书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因李斯在小篆改定和推广方面的功绩，历史上曾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唐代李嗣真《书后品》称其书法为「斯小篆之精，古今妙绝，秦望诸山及皇帝玉玺，犹夫千钧强弩，万石洪钟。岂徒学者之宗匠，亦是传国之遗宝。」窦臮《述书赋》亦云「斯之法也，驰妙思而变古，立后学之宗祖。」就是放在整个书法史中去关照，能当此评价者，可谓不多。

卫恒作《四体书势》

卫恒（？-291年），字巨山，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西晋书法家。他出生在一个书法世家，祖卫觊、父卫瓘、从妹卫铄都是著名书法家。瓘子。少辟齐王府递转黄门郎。善草隶，瓘尝云：“我得伯英（张芝）之筋，恒得其骨。”又善古文，得汲家古文论楚事者最妙，恒常玩之。祖述飞白，造散隶书。开张隶休微露其白，拘束于飞白，洒丽于隶书。又作云书，笔动若飞，字张如云，卫氏即垂云之祖。着四体书势。

《书断、晋书本传、梦英十八体书》。晋武帝太康二年(281)，有一个叫不准的汲郡盗墓贼挖开了一座战国时的魏国古墓，从中发现了大量的先秦典籍。这些典籍有幸逃过了秦始皇烧书的大火，非常珍贵。但是，它们是用漆写在竹简上的蝌蚪文字，很难辨认。于是，晋武帝就命令几位学者和书法家负责整理工作，其中就有卫恒。

《四体书势》是存世最早和比较可靠的重要书法理论之一，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有关当时的各种书体、书史的演变，以及一些书法家代表的情况资料，大都赖此书得以保存。

《四体书势》中，分为：古文、篆书、隶书、草书，并为四种书体论述其起源和一些遗事，加以对其进行评论。其篆书的势赞记，为蔡邕撰写；草书的势赞记为崔瑗撰写；而古文字的势赞和隶书的势赞为卫恒自己撰写。这四种势赞朴茂古雅，工力悉敌，可称其杰出的构成。

陆机写《平复帖》

西晋《平复帖》，章草。材质为牙色麻纸墨迹，纵23.7厘米，横20.6厘米。共9行，84字，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平复帖》其实是陆机写给朋友的一封信，文章内容说到病体“恐难平复”等内容，所以后人称之为《平复帖》。

《平复帖》共9行84字，是草书演变过程中的典型书作。表现出浓厚的隶草风意，但又没有隶书那样波磔分明，字体介与章草、今草之间。细观此帖，书风古拙，刚劲质朴，字间虽不连属，却洋洋洒洒，令人赏心悦目。《平复帖》从文词到草法都有点古幻难识。用笔则使用秃笔、燥墨，有如有些书画家所追求的“万岁枯藤”的味道，与甜俗一路大异其趣，可见秃笔枯锋的独特面貌。

《平复帖》书写于西晋，是中国传世年代最早的名家法帖，也是历史上第一件流传有序的法帖墨迹。这里要注意一个定语，那就是“名家”。不是名家的，古代流传下来的无名者的书法作品应该还有更早的。

但无论如何，距今1700多年的传世墨迹，在我国书法史上自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对研究我国文字、书法的变迁、乃至晋朝文化等等都有非常珍贵的史料价值。也由于《平复帖》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珍稀性和独特性，该帖被尊为“中华第一帖”。

《平复帖》作于晋武帝咸宁初年，即公元275年，比《兰亭序》的书写时间还要早79年。如果和《兰亭序》唐摹本相比，则更早360年以上。也正因为此，《平复帖》历来有“法帖之祖”的美誉，还曾被评为中国九大镇国之宝之一，足见其珍贵了。

章草到今草的演变

章草到今草过渡中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解决字与字之间的连带，而连带的关键就是要把章草书的横展笔势变为“纵引”。《平复帖》结构依循章草字法，但逸笔草草，几乎见不到波势，许多字的末笔的收束也是向下牵引。由此显现了《平复帖》的历史价值：它在改变章草的取势向今草的转化和演变时，迈出了前进步伐。或许陆机本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这种价值，他也没有这样的愿望，只是随意为之，然而他在当时却暗合了字体演变发展的基本动向，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迈出了比同时代书家更为长远的前进步伐，因为他的文学功力和他的超凡才情，也因为他写这封信时的急切和关爱的心情，这从一个侧面也显示出尺牍对于逸笔草草的今草书发展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平复帖》散发强烈的书卷气息，加上书写文字内容的萧散简远和凝练，使得我们对其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放到了书法、文学和情感的完美融合上，短短的几行内容，却有人生之感叹，有人格之显现，有友情之深系；而这种敏感的心态波动，都于笔端微妙的曲折使转中，在笔端的微妙变化中表露出来。如果说后世经常称赞的是《兰亭序》文字与内容在同一时空完美的融合而最终成就了这件作品的永恒的话，那么，由此上溯，陆机的《平复帖》从某种程度上则可以看成是这种书文双绝的书法创作状态的滥觞。自此以后，在书法创作中，文字内容与书写风格的完美统一几乎成为书法界最为普遍的审美追求，追求的结果是有了像《兰亭序》和《祭侄文稿》等一系列千古名作的诞生。

书法家卫夫人

卫铄，别称卫夫人，名铄，字茂漪（公元272—349年），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北）人，是晋代著名书法家。卫铄为汝阴（今安徽阜阳）太守李矩之妻，世称卫夫人。卫氏家族世代工书，卫铄夫李矩亦善隶书。卫夫人师承钟繇，妙传其法。王羲之少时曾从其学习书法，卫夫人是“书圣”王羲之的启蒙老师。

卫夫人不但在书法艺术实践上有突出成就，不让须眉，而且在书法艺术理论方面也有重大建树和比较全面深入的论述。她撰有《笔阵图》一卷，全面深入地参考了有关的书法理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她在书中首先提出，书法之妙“莫先乎用笔”。主张学习书法要上溯其源，师法古人，反对谙于道理，学不该赡，以致徒费精神，学无成功。卫夫人又提出，在学习和创作时，要注意选用笔、墨、纸、砚的品种和产地，强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又着重指出，执笔要有讲究，不同书体应采用不同的执笔法，并加以具体分析，说：“有心急而执笔缓者，有心缓而执笔急者。若执笔近而不能紧者，心乎不齐，意后笔先者，败；若执笔远而急，意前笔后者，胜。”超出了单纯论述执笔的范围，而对书法艺术中的笔、意关系和书家修养等作出深刻的论述。

对书写不同字体时的用笔，卫夫人亦有精辟论述，她认为用笔有六种方法。如篆书是“飘扬洒落”，章草为“凶险可畏”，八分书为“窈窕出入”，飞白书为“耿介特立”，倘能“每为一字，各象其形”，则“斯超妙矣，书道毕矣。”应该说，卫夫人关于用笔的论述，在今天也仍然有其可取之处，她实质上是就此提出了书法家把握不同字体书写风格的问题。具体到笔划上，卫夫人针对七种不同笔划的书写，提出七条标准，卫夫人对七种基本笔划的描述，形象生动，恰合关窍，实为初学书法者良好的入门途径。

此外，卫夫人在《笔阵图》中还提出初学书法，“先须大书，不得从小”，“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等理论原则，也都是宝贵的经验之谈。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卫夫人概括她对书法艺术总体的认识，提出了“力筋”之说。她认为：“下笔点墨画芟波屈曲，皆须尽一身之力而送之。”“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

这实质上是卫夫人毕生从事书法艺术实践所得，代表了她对书法艺术理论总的认识，为后代书法家指出了努力方向和途径，也成为中国书法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和评判标准，对历代书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卫夫人的《笔阵图》参考和汲取了前人的某些论点，但卫夫人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创造，功不可没。

王羲之作《兰亭集序》

兰亭序，又名《兰亭集序》、《兰亭宴集序》、《临河序》、《禊序》、《禊帖》。晋代书法家，会稽内史王羲之撰写。其文书法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为历代书法名家力公认天下第一行书。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初三，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城（今浙江绍兴）的兰亭修禊，各有诗，辑为《兰亭集》，王羲之为之书写序文手稿，曰《兰亭集序》。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作者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法帖相传之本，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章法、结构、笔法都很完美，是他五十岁时的得意之作。

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因此，历代书家都推《兰亭序》为“天下第一行书”。存世唐摹墨迹以“神龙本”为最著，唐太宗时冯承素号金印，故称为《兰亭神龙本》，此本摹写精细，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石刻首推“定武本”。经郭沫若考证，以为相传的《兰亭序》后半文字，兴感无端，与王羲之思想无相同之处，书体亦和近年出土的东晋王氏墓志不类，疑为隋唐人所伪托。但也有不同意其说者。

《兰亭序》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作者的气度、凤神、襟怀、情愫，在这件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堪称绝妙的比喻。世人也常用曹植的《洛神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一句来赞美王羲之的书法之美。

王羲之（303—361年），汉族，字逸少，号澹（dàn）斋。原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居会稽郡山阴县（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是东晋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尊为“书圣”。

他的儿子王献之书法也很好,人们称他们两人为"二王",另一个儿子王凝之官至左将军。因曾任右军将军，世称“王右军”、“王会稽”。代表作品有：楷书《乐毅论》、《黄庭经》、草书《十七帖》、行书《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行楷《兰亭集序》等。

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冶于一炉，创造出“天质自然，丰神盖代”的行书，被后人誉为“书圣”。其中，王羲之书写的《兰亭集序》为书家所敬仰，被称作“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对真书、草、行主体书法造诣都很深。今人刘铎对王羲之的书法曾称赞道：“好字唯之”。

王献之开拓新书体

王献之一生的书法艺术并不守旧，且与父不同，字身喜带长形。王献之家学渊源，学习勤奋。其诗文书法，为东晋后起之秀。他笔下的草书，下笔熟练、润秀、飞舞风流，不亚于父亲王羲之，父子合称二王。

王献之自小跟随父亲练习书法，胸有大志，后期兼取张芝，别为一体。他以行书和草书闻名，但是楷书和隶书亦有深厚功底。由于唐太宗并不十分欣赏其作品，使得他的作品未像其父作品那样有大量留存。传世名作《洛神赋十三行》又称“玉版十三行”。前人评论王献之的书法为“丹穴凰舞，清泉龙跃。精密渊巧，出于神智”。

他的草书，更是为人称道。俞焯曾说：“草书自汉张芝而下，妙人神品者，官奴一人而已。”他的传世草书墨宝有《鸭头丸帖》、《中秋帖》等，皆为唐摹本，他的《鸭头丸帖》，行草，共十五字，绢本。清代吴其贞在《书画记》里对此帖推崇备至，认为：“（此帖）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他的《中秋帖》行草，共二十二字，神采如新，片羽吉光，世所罕见。清朝乾隆皇帝将它收入《三希帖》，视为“国宝”。

从笔法的角度看，王献之的楷书与王羲之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王羲之的字含蓄，运用用“内擫”笔法；而王献之的字神采比较外露，较多地运用了“外拓”的笔法。挥笔、运笔敛放自如，在收敛放收之间，点画更加凝神静气，从而体现出劲美健朗的动人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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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洛神赋图》卷，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绘制(宋摹)，

绢本，设色，纵27.1cm，横572.8cm

顾恺之传世之作《洛阳赋图》为其观三国曹魏时建安著名文人、曹操第三子曹植所写《洛神赋》这篇著名文学作品后有感而画的。传说曹植少时曾与上蔡(今河南汝阳)县令甄逸之女相恋，后甄逸之女被嫁给其兄曹丕为后，而甄后在生了明帝曹睿后又遭谗致死。曹植在获得甄后遗枕后感而生梦，因此写出《感甄赋》以作纪念，明帝曹睿将其改为《洛神赋》传世。而洛神是传说中伏羲之女，溺于洛水为神，世人称作宓妃。把甄后与洛神相提并论，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甄后的怀念和寄托。

《洛神赋》通篇言辞美丽，描写动情，神人之恋缠绵凄婉，动人心魄。顾恺之读后大为感动，遂凝神一挥而成《洛神赋图》。

此图卷无论从内容、艺术结构、人物造形、环境描绘和笔墨表现的形式来看，都不愧为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瑰宝之一。此卷一出，无人再敢绘此图，故成为千百年来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名著和最为世人所传颂的名画。

这卷宋摹本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顾恺之艺术的若干特点，千载之下，亦可遥窥其笔墨神情。全卷分为三个部分，曲折细致而又层次分明地描绘着曹植与洛神真挚纯洁的爱情故事。人物安排疏密得宜，在不同的时空中自然地交替、重叠、交换，而在山川景物描绘上，无不展现一种空间美。

全画用笔细劲古朴，恰如“春蚕吐丝”。山川树石画法幼稚古朴，所谓“人大于山，水不容泛”，体现了早期山水画的特点。

翩若惊鸿 妙入毫巅 —— 画面开首描绘曹植在洛水河边与洛水女神瞬间相逢的情景，曹植步履趋前，远望龙鸿飞舞，一位“肩若削成，腰如约素”、“云髻峨蛾，修眉联娟”的洛水女神飘飘而来，而又时隐时现，忽往忽来。此卷设色浓艳，画法古拙，系魏晋画风。乾隆皇帝见到此画后拍案叹服，在引首处御书四字：“妙入毫巅”

顾恺之(约344年—405年)，字长康，小字虎头。是中国东晋时代的画家，江苏无锡人，约364年在南京为石棺寺画维摩诘像，引起轰动。366年当上大司马参军，392年为殷仲堪参军，405年升为散骑常侍。顾恺之多才，工诗赋，善书法，被时人称为“才绝、画绝、痴绝”，他的画风格独特，被称为“顾家样”，人物清瘦俊秀，所谓“秀骨清像”，线条流畅，谓之“春蚕吐丝”。着有《画论》《魏晋胜流画赞》和《画云台山记》三本绘画理论书籍，提出“以形写神”、“尽在阿堵中”的传神理论。唐张彦远评其画：“意存笔先，画尽意在”。他提出的“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著名论点，对中国绘画影响深远。

王珣《伯远帖》

《伯远帖》(局部），行书，共5行47字，纵25.1cm，横17.2cm。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伯远帖》，是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珣给亲友伯远书写的一封信，被称为天下十大行书之一，排第四。它行笔峭劲秀丽，自然流畅，是我国古代书法作品中的佼佼者。被列为“三希”之三。 它的笔画写得较瘦劲，结体较开张，特别是笔画少的字显得格外舒朗，飘逸，真有点“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洞”的晋人韵味。董其昌赞曰：“潇洒古淡，东晋风流，宛然在眼”。

王珣(350-401)，字元琳，幼时小字法护，为东晋著名书法家王导之孙，王洽之子，王羲之之侄。晋孝武帝司马曜雅好典籍，王珣与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均以才学文章受知于孝武帝，累官左仆射，加征虏将军，并领太子詹事，官至尚书令，加散骑常侍，寻以病卒，终年五十二岁，谥献穆。

魏晋风流令后世人们仰慕不已，其中的名门望族王氏一家在中华书法史上的占据了一个巅峰地位。大家都知道书圣王羲之，还有他书法成就杰出的儿子王献之，但在皇家珍藏的“三希”宝帖中还有王羲之一个远房侄子王珣的书迹。当乾隆帝得到王珣的《伯远帖》后，兴奋地将其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集中宝藏于养心殿的西暖阁一隅斗室中，认为它们属于“稀世神物，非寻常什袭可并云”，索性将这间袖珍书房命名为“三希堂”。

这三件稀世的法帖珍品辉映着东晋王氏家族在书法艺术上的风范与荣耀。但自命风流的乾隆皇帝也有走眼的时候。被当作“上上真迹”的三件宝帖中，经现代书画专家研究，认为《快雪时晴帖》与《中秋帖》其实皆为后世书家临写。三希至宝中只有《伯远帖》仍被认为是东晋王氏法书的真迹。

《伯远帖》上只存录王珣书信中的47个字，只言片语中似乎诉说着萦怀的回想和与友人天各一方的怅惘。此帖书迹俊逸流畅，劲健灵动，其结字缜密，而又大小参差，疏密有致，正是信手写来，更显风流之美。帖后还有明书画大师董其昌的题跋，亦为乾隆帝所珍视。

20世纪30年代，清皇室被逐出故宫时，老皇妃将《伯远帖》与《中秋帖》两件宝帖携带出宫，后卖掉换钱，于是此帖流散在外，辗转于乱世中。直到共和国建立后，1950 年，宝帖在香港出现，周恩来总理指示以重金将二宝购回，再交故宫博物院珍藏。